“三中全會”的特別意義
  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多少存在一些偶然外,起碼從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始,歷屆三中全會的重要地位已經開始制度化了。
  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多少存在一些偶然外,起碼從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始,歷屆三中全會的重要地位已經開始制度化了。
  1978年的那個冬天
  縱觀中共的歷史,至少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歷屆黨代表大會之後的三中全會往往具有特殊意義,一些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決策,往往是在三中全會上作出的。
  一切還是要回到1978年的那個冬天。根據中央規劃,十一屆三中全會將於1978年12月中下旬召開,在此之前,中央決定召開一個工作會議。
  按照原定的計劃,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討論經濟問題。1978年11月10日,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式上宣佈會議的三個議題:第一,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儘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兩個文件。第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第三,討論李先念副主席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
  華國鋒還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討論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從明年1月起,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華國鋒指出,這是一個關係全局的問題,是此次會議的中心思想。工作重心轉移的建議是鄧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華國鋒接受了這一建議,他也希望全國努力生產,實現他提出的各種規劃和設想。
  但在這次會上還是堅持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抓綱治國”的十一大路線。許多與會人員對工作重點轉移的提議表示擁護,但是指出:在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路線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錯案的情況下,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是不可能實現的。
  事實上,早在這一年5月發起的真理標準討論已經洶涌成為突破舊藩籬的思想洪流,為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撥亂反正提供了充足的理論武器。鄧小平顯然是這場變革的靈魂。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說,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1978年9月中旬,鄧小平訪朝歸來視察東北三省時再次表態支持真理標準討論。從9月下旬到11月,全國共有21個省份黨委負責人表態支持真理標準討論。這時候,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準備工作也進入了最後階段。
  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後,與會者的批評,從對“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的中央領導成員,發展到對華國鋒、汪東興等人十一大以來所犯的錯誤,並對很多重大決策提出了新的建議。
  一些在黨內有很高聲望的老人,接二連三地發言,提出了各種突破當時禁區的問題,會議很自然地轉變了方向。
  時任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之一的於光遠當時分在了西北組,這也是會議期間發言最為熱烈的一個組,更是第一個指名批評汪東興的組。於光遠後來回憶,西北組列入分組名單的有35人,34人全都積極發言,發言6次以上的人數最多,部分人發言甚至超過10次。
  形勢隨即發生變化,會議開始朝著撥亂反正的方向大踏步邁進。11月14日,北京市委出面為“天安門事件”平反。11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社論,使廣大群眾感受到了一種“解凍”的氣氛。緊跟著,“南京事件”(1976年4月,南京群眾紀念周恩來而引發的類似北京“四五”的事件)也宣佈平反,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也宣佈平反。
  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一報告實際上成為三天后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鄧小平的決斷
  於光遠於今年9月26日病逝。他參加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又列席了三中全會,是這個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更值得稱道的是,於留下了一部二十餘萬字的著作《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這是迄今為止社會各界公認的有關十一屆三中全會最系統的回憶錄。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韓鋼參加了9月30日的於光遠告別儀式,也勾起了他與於交往的一段回憶。1997年2月22日,也就是鄧小平逝世後的第三天,時任《百年潮》雜誌社社長的鄭惠和韓鋼一道去於家約稿(當時在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的韓鋼還在《百年潮》雜誌擔任兼職編輯)。說話的間隙,於光遠偶然說起鄧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稿起草的一些情況,還說他保存有鄧小平親自擬定的這篇講話的提綱手稿。
  鄧小平的這篇講話,就是後來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捲的著名文章。海內外對於這篇文稿的起草情況有過一些不同的說法,但從來沒有聽說鄧小平自己寫過一份提綱,這引起鄭惠、韓鋼想要看到這份提綱和瞭解這篇講話稿產生經過的極大興趣。
  多日辛苦查找,最後在於家發現了鄧小平的提綱手稿。手稿是鄧小平用鉛筆寫在16開的白紙上的,一共3頁,近500字。由於年深日久,紙面已微微發黃。
  根據韓鋼的研究,鄧小平的講話稿是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完成的。鄧小平對初稿不滿意,就親自擬了一份提綱,召集胡耀邦、於光遠等來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按照這個提綱,談了講話稿所要寫的幾個部分的問題,對需要闡明的思想觀點、方針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講得很具體。
  於光遠一直將自己在講話起草中的角色定位為組織者之一,他認為這是一個恰當的定位。於光遠說:“講話的指導思想和重要觀點的提出都是鄧小平本人的,參加這個工作的胡耀邦和我當然也講了一些話,但沒有特別值得稱道的。”
  於光遠清楚地記得,講話稿的題目也是鄧小平提出的。鄧小平問這個題目好不好,胡耀邦說好,於光遠也說好,覺得題目很新鮮,醒目。
  其時,胡耀邦是中央組織部部長,於光遠是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會議上十分活躍的人物。鄧小平將提綱交給他們,指示他們負責重新起草稿子。這時中央工作會議議程已經過半,時間緊迫。胡耀邦、於光遠於是趕忙找了國務院研究室林澗青等人執筆起草。兩天之後初稿形成,送給鄧小平,後者再次召集胡耀邦、於光遠,逐字逐句地邊念邊做修改。以後又經過若干文字潤色,形成了最後的講話稿。講話稿起草完成之後,這份提綱手稿就留在於光遠手裡,一直保存至今。
  鄧小平在提綱中列了7個方面的問題:一、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二、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三、向後看是為的向前看;四、剋服官僚主義、人浮於事;五、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六、加強責任制,搞幾定;七、新的問題。在最前邊,還加了“對會議評價”一句話。這當然是指對中央工作會議的評價。
  在與《鄧小平文選》第二捲後來收錄的講話稿對照後,韓鋼認為,無論是從思想觀點、邏輯結構還是主要觀念的文字表述,這一講話稿都是根據鄧小平的提綱寫成的。他認為,在提綱中最為引人註目的兩個思想,一是“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鄧小平明確指出“這是一個大政策”。這是改變長期形成併成為頑症的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以“先好起來”的示範作用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個基本政策。二是“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係(產品質量)來調節”。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全黨著重關註的,是進行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撥亂反正、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改革還沒有成為全黨註意的中心。相對於撥亂反正來說,改革是一場複雜得多、艱巨得多、深刻得多的革命。”韓鋼說,“鄧小平在提綱中提出的關於改革的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觀點和主張,是他對建國以來歷史經驗深思熟慮的結果,顯示了他過人的智慧和超前的意識。”
  三中全會慣例
  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看來,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多少存在一些偶然外,起碼從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始,歷屆三中全會的重要地位已經開始制度化了。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從一大到十大,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時間和頻次都是不定期的。自1921年建黨以後,曾連續3年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有兩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間相隔十多年,例如,黨在1928年召開了六大,直到17年後的1945年才召開了七大。
  從十一大開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開始定期召開,即每5年召開一次,開會日期也大多集中於9、10、11三個月,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也就是我們經常簡稱的中央全會也隨之固定下來。
  汪玉凱說,從十二大開始,每一次黨的代表大會閉幕後緊接著就會召開一中全會,選舉新一屆中央領導;來年全國“兩會”之前,黨又會召開二中全會,決定國家機構的有關人選。
  “只有到了三中全會,新一屆中央領導層才會提出完整的政策方案。”汪玉凱說,“這已經是我們黨的正常工作規則和工作程序了,已經制度化了。”
  改革元老、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則以自身的經歷印證了歷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性。高尚全先後參加過六個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三個是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都是三中全會作出的。第一個是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二個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三個是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這三個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推動中國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以十四屆三中全會為例,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中共十四大召開。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明確了,怎麼建立?當時大家心中都沒數。
  高尚全回憶,中央決定專門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研究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討論研究,認為必須建立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第二要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第三要建立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第四要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第五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
  在《決定》起草過程中,關於提“勞動就業市場”還是提“勞動力市場”,大家就產生了不同意見。高尚全堅持要理直氣壯地提勞動力市場,但有人說:勞動力怎麼進入市場呢?勞動力進入市場就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贊成勞動力市場的提法。
  高尚全認為必須明確提出“勞動力市場”。“工人階級是一個整體概念,而具體到每個工人是局部的概念,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高尚全說。
  最後,勞動力市場終於被寫進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十二屆、十四屆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出台的文件,幾乎都是相隔十年。“現在距離上一個文件的出台也已經有十年了,改革也面臨著新的情況和任務。”高尚全說,“回顧過去三個決定文件的起草歷程和深遠影響,我們可以預見,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對我國下一步改革開放作出重要的戰略部署,並出台重要的戰略性文件。”
  偶然還是必然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汪玉凱反覆申述,十八屆三中全會可能成為“第二次改革”的起點,也將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一個轉折點。汪玉凱說,十八屆三中全會將跨越35年的時光,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起一種歷史的關聯。
  在汪玉凱看來,從十二屆三中全會到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的6個決定多是有關改革的某一方面,比如市場經濟體制、價格、工資改革或者農村改革發展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則具有全局性改革的意涵。
  按照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話來說,這次會議將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問題,並作出總體部署,提出綜合改革方案。
  汪玉凱說,他做出這一判斷的原因有兩點,一是當下改革已經進入戰略轉折點。過去相當長的時間,我們都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導展開各項改革,但越到後來,經濟改革對其他改革的帶動越來越困難。因而,政府自身改革顯得更加重要。這就是說,中國改革發展到了目前這個階段,改革的內在邏輯正在發生變化,行政體制改革是大盤子改革中的重要選項,通過政治要素改革來推動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是目前的思路。
  二是傳統發展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經濟在持續快速發展,但付出了過高的代價,反映在轉變發展方式方面,突出表現為低成本出口戰略、低端產業主導的經濟結構、資源環境的使用方式、勞動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續下降和收入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問題;中國社會轉型、體制轉軌在快速推進,但積聚了大量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這些經濟層面的改革、社會層面的改革幾乎都和政府自身的問題相關,改革之所以難度大、難以深入,也都和政府自身存在的問題有關。
  “因而,當下的改革必須是從政府自身入手,只有這樣,才能為經濟改革、社會改革騰空間。這是第二次改革的核心,一旦啟動,其影響不是一年兩年的,而是長期的。”汪玉凱說。
  專事黨史研究的韓鋼更為謹慎。他認為,三中全會的重要性,到底是制度演進的內在必然,是慣例,還是並無深意的巧合,尚待研究。
  當然,歷史是由一個一個的偶然組成。須知,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那個中央工作會議,原本只是要討論經濟問題。
(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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